安安静静地聆听一些老故事，

内在的精神就长养了起来。

让我们搭个小板凳,就着一大碗茶水，

欢喜地听冯先生讲他的《果城旧事》。

买煤

读小学时我没有注意过同学家是怎么开伙的，我家和许多机关家庭一样，是在伙食团吃饭的。只是到了星期天，才会自己烧火做饭。文革中我到同学家去玩，才知道地道南充人家是怎么煮饭的。同学家的炉子有两种，一种和农村的灶差不多，有烟道，有风箱，有灶台，可烧柴烧草，也可烧散煤；另一种是专门烧煤的，看上去有点像个大啤酒桶，最里层是耐火材料，外层糊上黄泥，很多还用铁丝或竹篾绑了箍，一道，两道。

城里人家烧的煤炭要凭票才能买回来。散煤一般不能直接用，要把它做成圆饼形状存放起来，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做过这东西。买回的几百斤散煤先堆在院子里，好像一个小金字塔，从顶上扒开一个大洞，再把事先搅好的黄泥浆倒下去，挥舞铁铲使劲地来回翻铲，渐渐使煤和黄泥浆搅为一体。小孩子们气力小，多把和好的湿煤铲到破洗脸盆去，然后翻扣到平整的地面上，用手拍打拍打、修饰修饰，成为一个个圆圆的饼子。煤饼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得的，最好要放在比较避雨的地方，不然一场大雨，就会冲得不可收拾。所以那个时代，有时候遇见天冬雨，看到很多人奋不顾身在雨水里跑来跑去，就可能是在抢运煤饼。

煤饼干了以后一般一块有十斤上下，搬进家来整齐地排放好，烧的时候，用柴刀或斧头砍成小块，添进炉中，烧得炉火熊熊的。

渐渐，煤场引进了新设备，可以卖机制煤球了。煤球方便得多，但比较贵，很多人家还是自己做煤饼。文革中，南充开始有了蜂窝煤。一下子风靡全城，造成供应紧张，有时甚至买不到，所以我们又得每月排队去买，院里各家各户联合起来借个板车，老年人去通宵排队，年轻人天亮去上车，拉回来往往要花大半天时间。后来多了几个厂，情况才好转了。

年9月9日我终生难忘。这天中午，我和同学去上渡口拉煤，下午三点回到家。返校路上看到几乎全城的人都凝固了似的，站在马路上一动不动。广播里放着的哀乐在凝固了的空气中格外地响。我遇见院里一位方老太太，问她，她很紧张、结结巴巴地悄悄说：好像，是，毛主席。

文革结束了，我们不再自己去拉煤了，一些附近农村人进城干起了这事。来院子揽活的有好几家，其中有个盲人家庭，夫妻都是盲人，有个小姑娘，很活泼，带着路。每次拉煤到院里来，人们总要把他们的煤统统买完，总有人端出板凳来要盲人夫妻坐，喝水，有人又拿些纸笔送给那孩子。盲人夫妻的脸上永远很安详、很满足，在人们夸奖他们孩子的时候充满了爱、充满了幸福，叫人永远不能忘记。

再后来，城里人都使用了天然气。拉煤的人又各自谋生去了。那对盲人夫妇如今不知在哪里，那小女孩该长大出嫁了吧。

涨大水

转眼，八一年涨大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活蹦乱跳的年轻人竟然都是涨大水以后出生的了。可记忆还是如同昨日。

那年高考以后，师院第一次选拔了一些年轻教师到成都去改考卷。我们刚到成都，就遇到连日瓢泼大雨。好像是七月的十四日下午，忽然有人说：南充全城遭淹完了。连忙跑到有电视机的地方去看新闻联播，果然看见全城一片汪洋，茫茫大海里露出几个房顶，似乎转瞬之间就会被狂涛无情吞没。

我大惧怕，不知该怎么办。跟了几位老师撵到附近邮局去，想给家里发电报。那个时代，无法用电话联系，最快的联系方式就是电报。小小的邮局里人山人海，队伍排得很长很长，没能如愿。第二天中午改完考卷，午饭都顾不得吃我就跑到邮局去，果然人比较少，给家里发了封简短的电报，大意是说：人要紧，别的都可抛弃。我那时不知道家里什么时候能收到这电报，也不知道收到电报的时候，家里已是什么景象了。

隔一日，学校的电话来了，报告大家说，水淹进了师院，物理实验大楼一层被淹，老师同学们在水里抢运仪器，教师的住宅基本没有受到伤害。我家住在城里，已经淹没。物理系的老师和领导专门赶去看望，报告说老老小小都安康，要我放心。

又隔了些日子，我们完成了阅卷任务返回南充。那时候还不通车，学校包了车。沿途桥断路断，在遂宁江边，看到沿江一片狼藉，片瓦无存，老百姓都在半山上搭着窝棚，巨大的高压电塔也倒在江中，可见涪江也曾经巨浪滔天。

回到家里，家里刚把大水留下的淤泥清除干净，房里一片狼藉，许多书籍、家具和用具都没法再用了。老人和爱人似乎已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反倒是讲故事一样地告诉我当时的惊险，听起来颇有喜剧性了。原来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和往年一样，最多也是在街面上积些水而已，我爱人还抱着孩子到西桥河附近去看热闹。待到回到家里，才发现黄色的水从地下疯狂涌出，地面的水眼看着涨高，这才慌了手脚。两边的老人努力搬动一些可能搬动和还来得及搬动的家具，随后就只有逃命的时间了。好在大水长得快退得也快，第二日就见消退了。

父母亲告诉我物理系的领导到家来看望，还将一部古书带回去抢救以免毁损了，我很感动。后来家里的事还没了，系里希望我去参加那一年的招生，我义不容辞把家里的事放下，跟着主任到成都去了。那时候公路还是时断时续，我们坐了小飞机一摇一晃地摇到成都，招来了81级的新生们。

隔几年，出了电影《特级警报》，就是讲南充涨大水的事，不过听说很多镜头是在长征路的游泳池里拍的了。

嫁妆的故事

我的祖母大约是五四运动前两年出嫁的。祖父的家和祖母的家隔了十余里地，有弯弯小河相联系，祖母是坐着乌篷船嫁到祖父家的。听母亲告诉我，当时祖母的嫁妆装了几条船。在我想来，那载了新娘的乌篷船一定是有特殊标记的，这标记说不定现在还在我的老家沿用着，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当几条带有新婚标记的小船沿着河浜咿咿哑哑前行的时候，河边观望的人们一定会互相传说，谁家的女儿出嫁了，数一数其后的小船，自然可以判断嫁妆的多少，供许多中年女人回忆和议论。这样的场景我想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直到将来还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中，我到农村去参加好友的婚礼。他的家在南充西充交界处的大山里，地老天荒处，文革对乡俗的冲击似乎并不大。我是跟了迎亲队前往新娘家去的，年轻的农人们抬了崭新的红木柜，上面覆盖着好多床花花被盖，好象还有人担着箩篼，里面大概有温水瓶、镜子一类的东西。我们在新娘家闹了一宵，我大醉，以至怎样回到新郎家的，已是一概不记得了。毕竟那时才十几岁，除了热闹二字外少有别的念头。不久我就上山下乡去了，乡下习俗大概也一样。迎亲队或送亲队经过的时候，老老少少都会停下田间的活路张望，总有几个消息灵通的女客开始发布小道消息，很多人好奇，羡慕地凝望和计算着大红大绿的嫁妆，箱子、被盖、扎了红绳子的鸡鸭或腊肉。有人会拿现场将要出阁的女孩儿当话题，自然是说她陪嫁如何如何，遇见不好意思的女孩儿羞红了脸，矢口否认，就有知情的妇人抖出老底来，越发激动起大家的快乐。每到这时，总免不了使我想到鲁迅笔下的杨二嫂。

等我们回了城，也加入了结婚的大军。城里的嫁妆兴“三转一响”，“三转”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个有轮子的，响是收音机。知青回城后，许多人有了最基本的职业，辛苦几年，大致可以置齐这几件家当。那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名牌思想，虽然都是“三转一响”，但质量有差异。最好的自行车是“永久牌”的，“飞鸽牌”虽也上乘，但寓意不行，一般不用为嫁妆。“蝴蝶牌”缝纫机和“红灯牌”收音机要票才能买得到，不是一般人可以奢望的。手表是“上海牌”的好，其中有种“”是好中之好，说是一箱手表中才有一个。至于为什么好，则谁也说不清楚。如果一家新人把这几大件都请齐了，那是相当风光的。如今五十多岁的人当年为了结婚，真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我们的孩子们怎会理解贫穷中的爱情。那时结婚没有小车迎送的仪式，到了日子，亲朋好友聚到新人新房去，各自带些实用物品为礼。我同学结婚的时候，我就送过各种各样的礼物，如被面、枕巾、锅碗瓢盆等。我结婚时穿了一件新的的卡中山装，很神气的了。

真是应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老话。现在城里的年轻人结婚，主张中西合璧。漂亮的小轿车扎上彩色的气球，六辆或八辆为一伍，以电视车开路，风光地在繁华大道上周游一圈，昭示天下。车里面坐的除新郎新娘外，大多是同辈，当然一个个喜气洋洋。现在的嫁妆似乎多不载在小轿车上。有钱人家备了房子和整套家具，一般人家也备了充足用品，远不是小车装得完的。农村里的嫁妆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到农村去参加婚礼了。

榜上有名

古来就说人生有四大快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前三事大多数人可得享受，唯金榜题名却非人人可得。据说中国自有科举一千多年，三年一科，每科三百人题名金榜。范老先生进奋斗数十年，万里挑一，终于跃为举人，连家里每年要用胡屠夫千斤猪肉的前科张举人也亲自送银五十两并豪宅一套，可见那举人实在是很难考上的。直到今天，如果乡里有人考上大致相当的省重点高中，依然会全村同乐、弹冠相庆、和范进的乡亲们差不多。

我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上初中的。发榜是在一个下午，顶着炎热的暑气，我到学校去看榜。榜用蓝色油墨印在发黄的纸上，贴在学校办公楼前张贴栏的中间。几个正在值班的老师看到我说：“你肯定是考起了的哟。”我考上的是现在的白塔中学，那时叫一初中。同学中考到那里的有好几个，有些后来并没有在那里读下去，我和另外几个则一直读到了毕业。

初中毕业是年夏天。我们参加了在南充高中举行的考试。作文题是“毕业前夕”，意在要考生写“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论述文，我却糊里糊涂地写成了记叙文，牛头对不上马嘴。据说我的语文考卷还被抽出来准备作参照范文，后来老师们开恩，判了及格，和当年范进作文的命运差不多。

记得我考下来就知道写“飙”题了，心情很沉重，直到发榜前一天才告诉母亲，因为那是送落榜通知的日子。记得那天是个大太阳天气，我坐在家里，敞着门，透过院里一地阳光可以直接看到大院门口，邮递员会从那里进来。母亲和着面，准备做面条。我告诉母亲，我的作文写错了，也许会考不上高中的。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平平地说：实在连高中也考不上，就下乡去吧。这话我记了一辈子，在那个炎热的黄昏。

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中午听到五星花园已经张榜的消息，连忙赶去看榜。那时候电影院外有很高的石墙，长长的榜纸就贴在墙头。我们赶到时，已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很凑巧，我直接走过去，居然一眼就发见自己的名字，竟无一点悬念，所以我是先知考上后知考上南高的。接着，我们在榜上细细搜寻自己同学那熟悉的名字，每找到一个就发出一阵高兴的呼喊。

可是，有些成绩很好的同学并没有上榜，极“左”路线使一些同学没有走进本应走进的高中大门。这年秋天，我们在五星花园欢送他们到大凉山去插队。第二年，我们在高中迎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应了母亲的话，我和我的高中同学在三年后的春天也下乡了。

二十多年来，学校的录取榜一年又一年地挂上墙头，墙下看榜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当年的同学们，你们现在哪里？还记得当年一起看榜的心情吗？

嘉陵横渡

最早在嘉陵江边游泳的孩子并不多，许多是瞒着学校的校规和家里的家法私自下的河。学校和老师的禁令非常严格。记得刚上初一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全寝室跑到大河去洗澡，被班主任逮个正着。全体罪人抱着自己的衣服在大河坝里站成一串，顶着火辣辣的阳光低头认罪，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去处。

情况的改变是因为毛泽东的一段话，他说：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此话一出，关于青少年下河游泳的争论立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机，不但学校体育课要组织学生们到嘉陵江边去游泳了，还要求班主任和老师们都下到河里去，全民游泳，都到大江大河经风雨见世面。那时流传毛泽东的诗：“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于是乎一下子南充的江边成了全民游泳池，男女老少都扑楞楞下了河。很快我们暗中发现，其实很多老师都是游泳的好手，在水里上下翻腾，非常英俊潇洒。当然，游不来泳的老师尤其是女老师们大都套着个橡皮圈在近岸的水里飘来飘去，说说笑话，晒晒太阳，也很得意的。

接着就是各单位各系统组织人马开展横渡嘉陵江的活动，嘉陵江边一时间红旗翻卷锣鼓喧天。学校为了有气势，鼓励凡能去的学生都积极报名参加，时间好像是年的初夏。阵势很强大，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其实我的泳技很一般，属于勉强那一堆，但也不甘人后，勇气可嘉。我们班上有几位同学是高手，泳姿很帅，南充叫“哈大爬”，他们游的时候，能把背露在水面上，一左一右地舒展长臂，不急不缓，很得意，像自由泳，又比较自由泳漂亮。总之我们是全班全年级横渡了嘉陵江。第二年我们在南高，又参加了一次横渡嘉陵江的活动，这次是全市中学生集体横渡，每个学校都很重视，前面有巨大的引导队和大红标语牌，两侧有许多小渔船接应，嘉陵江上彩旗翻飞。我别的倒不记得，只是记得要下水的时候，和我非常要好的一位同学不知什么原因忽然间脚部流血不止，走都走不动了。大家都劝他不要下水了，他却不肯，依然咬牙和全班一起下了水。于是整个过程好像变成了很多人担心他能不能坚持下来的过程了。他最后坚持了下来，在白塔下的河滩走出水面的时候脸色惨白，但充满了胜利感，使我从此更加对他刮目相看。

不久，毛泽东在长江游泳的大幅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的人们忙于参加“革命”，好像反倒没有什么人再有兴致组织横渡了。

改革开放以后，独生子女们走上了舞台。不是他们愿不愿意，首先是家长们已经不愿要他们到大江大海去经风雨见世面了。南充有了游泳池，人们高兴而安全地在里面泡着，还有提供给年轻恋人们的小吃，很惬意。大规模横渡嘉陵江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了，似乎只有八十年代中期的长江漂流热，还曾经激动过一些人的心胸，但嘉陵江南充段没有惊涛恶浪，体现不出英雄气质来，所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行动。每年，只有长年不断的冬泳者们还在坚持着，和偶然光临的白鹭一样成为独行客。

不过最近，伴随着南充江岸的巨大变化，江边新建了好几个大型游泳池，很多人跃跃欲试。我还没去过，不过我想明年是一定要约几个老伙计一起去的，好歹也能聊发少年狂，面对蓝天绿水再喊一嗓子“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南充的澡堂

现在的很多人家有专门洗澡用的场所，或浴缸，或在厕所间设一淋头，用管子接到热水器上，洗起来又舒服又便捷。

这样的家庭设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开始逐渐出现的，在那以前百姓家庭几乎是一律没有洗澡间的。那时人们在家洗澡，多用一个大一点的木盆，装上足够的水，边上放一两桶温水备冲洗用。遇到冬天，有条件的家会烧上一炉焦炭火，红彤彤地，热腾腾地。

街上也有公共澡堂供人们洗澡。六七十年代南充比较著名的澡堂有两处，一处在师院正门侧，比较老式；另一处在模范街口，大约属于南充旅馆，比较新式一些。好象禹王后街一带也有一个差不多的澡堂，只是规模和条件也许差些，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小时候曾住在北方，跟了大人去澡堂泡。北方的澡堂很民间，比姜武、濮存昕和朱旭那灰绿灰绿的电影《洗澡》里的平民堂子还要古老。大致有几个大池子，以温度不同相区别。楠竹筒做成的渠道中水在哗哗哗地流着，满世界充斥了水汽，只听见老少爷们充满个性的高低声音在那雾汽里混淆演绎着，我从小就习惯了这种朦胧而欢乐的氛围。最早师院旁边的澡堂里也是有大池子的，只是人不多，雾汽也不大。那时候洗一次澡大约要两毛钱，很多人家出不起这个钱，南充毕竟还是可以在家里洗澡的，所以澡堂并不象北方那么景气。

文革中南充旅馆的澡堂离我家近，地处繁华区，很热闹的。尤其是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绝对是要排队的。我那时得一早就去，从门外领一个顺序牌，算是得到当天洗澡的权利。挑开用棉被做的门帘，里面是一大间休息室，沿墙有十几铺硬板床，本来是供洗完澡出来的人略略养神的，但往往成了人们排队的座席。房中央有一大火盆，房间里洋溢着暖意。大约要等上几个小时，才可以幸运地被呼唤进澡堂去。大池已经没有了，每人有一小格子间，里面有个浴盆。热水是只能享受一次的，为防止多用水，小间的房门是不上锁的，时不时会有人打开瞄一眼，监视是否盗用热水。好在那时人们没有隐私概念，没有人对此发表抗议。

其实在文革前，南充澡堂还象北方一样是可以修脚的。有一位修脚师傅是把好手，人又极为温和，很多人都尊敬他，喜欢和他聊天。我大概是比较少的洗澡的孩子之一，所以虽不修脚，但他却认得我，常常摸摸我的头表示亲热。文革中修脚被取消了，他就成了吆喝谁谁谁有权进澡堂的管理员。虽然我长大了，但他眼水好，依然要摸摸我的头，在他庇护下，我时常可获优先洗澡权。他那时候头发已经早白，喉咙似乎有病，发声越来越难。我读大学后在学校里洗澡，再也没能见到这位慈祥的老师傅了。

现在，旧式澡堂已荡然无存了。世纪之交街面上出现了“洗脚”业，后来又出现了豪华的洗澡大楼，功能很多，我知道我大概是不大习惯它的，它不是我儿时的印象。

西山蛮子洞

南充西面有山，叫西山。先前从成渝来南，都要翻西山。坐一天车，历尽风尘，到西山顶。转过黄桷树丫口，陡然见白花花一座城市，晕头转向的人无不一振，如释重负地欢呼：南充到了！好像跳出了十八层地狱。可惜这风景前几年消失了，车早就下了山，阴悄悄开进城，使人失去了欢呼的机会。如今又有了高速路，翻山如履平地，则连晕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在没有公路之前，上西山靠石板路。过西桥走数十步，右手有一石板路，两米宽，盘旋而上，直通山顶。路上曾有许多古迹，可边走边玩。西河边有将军碑，一个大乌龟驮着高大沉重的石碑，何年何事一概不知，但记得那乌龟被孩子们上下攀登得油亮亮的，光彩照人。长大才知道那可能不是龟而是鼋，却无法考证，因为将军和乌龟都在文革初灭掉了。西山下有石，巨如小山，叫飞仙石，是仙人玩耍或羽化升仙处，听说修大寨田时粉身碎骨，也无从恢复。上山沿途有几座烈女坊，石头做的，虽破败，却高大挺拔。只听说纪念贞节，但也许是为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学子修的，也在三十多年前的暴风雨中倒塌了。大约八十年代，有一次我们沿老路上山，连石板也已有一块无一块的，路，基本不存在了。

石板路侧原有陈寿万卷楼旧址，在金泉山下，只一块后人立的石碑潜伏在荒草丛中。沿旧址往山上爬，这里那里可见石岩上有一个个的洞，多为一米高矮、两米宽窄、三米进深，洞空无物，有些洞的附近还可找到几个缺脚断手的石头小菩萨。西山上的石洞，绵延十数里，传说有九十九个，没人数得清楚。这些洞来历叵测，说法不一，小时统称“蛮子洞”，意思大概是叫花子窝或匪巢或古坆茔，娃娃们不大敢进去。直到西山公园建立，把一个大“蛮子洞”用铁栅栏拦起来，说是明代一个大贤曾在里面演易，才知道那洞居然也有文化人栖息过。

任瀚在蛮子洞演易时，周围环境一定很幽雅，当有草庐三间，清泉两眼，修竹无数。门前必有一条石板路，不然那么些学者和学生怎么走上来讨教呢。那洞可能只是他的小书房，冬暖夏凉，适合静观天地、写诗做文、摆棍棒演八卦，要单靠那洞子生活，岂不真成蛮子了啊。文革中，乡下的人听传达，说毛主席住在西方一个洞子里，大惑不解，他们不知道，那滴水洞的外面还有一幢很不错的别墅。

有些事是不该究竟的。比如刘禹锡写《陋室铭》，举“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两个古代陋室自比。但到绵阳富乐山的今人，面对那巍峨壮丽金碧辉煌的“子云亭”，一定想象扬雄这家伙不知道多大一个款呢！南充西山万卷楼也一样，陈寿若真有那等楼堂馆所潇洒，何苦去寒窗苦熬呢。这样一想，虽然西山任瀚读易处到底有些使后人迷惑，但蛮子的身份总是比豪绅要接近历史些的。

作者简介：冯文广先生，汉族，年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人文学者。年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教授，硕导，人文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高校教育、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历任川北医学院党委书记、成都理工大党委书记、四川省政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侨联主席等职。现居南充。

嘉湖书院于南充，

有着深长的意味。

当一座城市有了一家书院，

在人世间就不会被风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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