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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亿日元的波音-型政府专用机从东京启程飞往北京之前，安倍晋三在推特（Twitter）上发送了这样一段文字：“升空前在羽田机场看到了晴朗的蓝天。距离上一次（日本在任首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经过去7年了。（日中两国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课题，但正因为此，首脑之间才更需要开诚布公，坦率诚实地交流彼此的真实意图。我希望借此行的机会，将日中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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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

40年前的年10月23日，正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时任中国国务院邓副总理，于永田町首相官邸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友好关系；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

当天出现在换文仪式现场的日方代表中，就有全程参与缔约谋划的内阁官房长官（内阁秘书长）、54岁的山口县人安倍晋太郎，即安倍晋三的父亲。年10月25日，作为当事者后人的安倍晋三首相率领超过人的日本商界代表团抵华访问，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两国之间的双边友好关系，以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方式得到了重申。

年10月， 次登台组阁的安倍就职尚不满两周，即飞往北京出访，成为后小泉时代中日关系转暖的标志性事件。此次访问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 次提出了“努力构 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的设想，并在年福田康夫内阁执政期间，以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形式得到了确认。

但在那之后，围绕钓鱼岛问题、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以及对侵略历史的认知问题，两国之间风波频生，“政冷经热”甚至“政经双冷”成为常态。年底再度执政的安倍政权，由于在推动改订安保法案、“修正”宪法以及看待历史问题的立场等重大问题上呈现出“向右转”的立场，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破坏双边关系的消极力量。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因此陷于事实上的停滞状态，直至年初。

如果说在年中国GDP规模 次超过日本之后，两国间关系的再平衡和再定焦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那么自年起，主要是两个“第三方”问题的凸显，为中日关系的转暖创造了外部条件。

朝鲜核危机的持续升级及其最终富于戏剧性的解决，使得东北亚地区安全紧张的纾解以及区域一体化再度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作为利益相关方的中日两国皆不可能选择缺席，相互协调、坦率交流的迫切性遂被大大提前。

而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使得全球贸易规则面临重大变更；在美国退出由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以对日本汽车加税作为威胁的背景下，稳住与另一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避免与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等地发生消耗性竞争，对日本的重要性变得相当突出。

因此在年5月，以李总理实现访日为标志，两国关系开始出现强劲复苏的趋势。而安倍在年9月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为继续执政至年铺平道路之后，即积极着手筹划出访中国，并最终得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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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

若以19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史作为参照，则两国自年以来的外交僵局，虽已被称为“战后最紧张的状态”，和曾经的互为仇雠、兵戎相见相比仍只是茶杯中的风暴。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并非纠葛已久的钓鱼岛或东海问题，而是两国在经济体量、军事实力乃至全球影响力方面出现的不可逆结构性变化。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时，中国名义GDP规模仅为0.22万亿美元（据IMF数字），不过是日本（1.01万亿美元）的两成。即使是在经历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之后，到安倍 次执政前的年，中国的名义GDP规模依然只能达到日本的46%。重大变化发生在最近10年：随着中国名义GDP在年 次超过日本，两国之间的差距开始迅速拉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算，到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GDP规模（14.09万亿美元）上已经是排名第三的日本（5.17万亿美元）的2.7倍。日本作为中等强国的体量瓶颈，使其在面对大洲级强国中国时已不再具有突出优势。

与经济影响力逆转相伴随的，还有日本在军事安全环境、尤其是海洋安全环境方面感受到的现实压力。不妨将安倍第二次上台时的年设定为临界点：这一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线兵力为驱逐舰和护卫舰48艘，柴电潜艇16艘，在美国海军专家看来勉强可以凭借技术和地理优势抗衡拥有73艘驱逐舰和护卫舰、63艘潜艇以及84艘导弹艇的解放军海军。

而在6年之后，海上自卫队仅仅增加了2艘直升机航母以及3艘潜艇，解放军海军的总兵力却进一步增加至2艘大型航母、83艘驱逐舰和护卫舰（新服役舰艇占比更高）、68艘各型潜艇以及艘导弹艇和轻型护卫舰，差距已经明显拉开。

考虑到中国在远程火力投射工具（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以及空中力量规模方面的优势甚至更为明显，日本对自身防卫力量不足的恐惧感正在持续上升。安全压力的持续增长与经济的结构性衰退相伴随，使日本陷入了严重的“中等强国焦虑症”。

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持续微妙状态，正是这种“中等强国焦虑症”的缩影。近年来，尽管要求修正宪法第9条、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动议在日本民间往往遭遇五成以上的反对率，但赞成这类动议的比例同样稳步上升到了三成，这与上世纪70、80年代举国反对增加防务开支的潮流已是大相径庭，足以印证日本的政治生态正在从总体上走向保守化。

而周期性升温的钓鱼岛对峙，实际上成为了安倍当局诱导和拨弄民意的日常工具，在东海局势的升级和剧烈化之中，造成一种“中国恃强凌弱”“日本须摆脱防务束缚”的舆论导向。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即认为：“年以来的中日对抗虽然都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派势力挑起，但其加剧、升级和经久维持却系出自中日互动。”日本的对华疑惧，已成既成事实。

而两国关系在年最终迎来回暖，固然是双方领导人的诚意和理智所推动，对日本却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意蕴。在年12月召开的皇室会议上，83岁高龄的明仁天皇最终确定：他将于年4月30日履行“生前退位”程序，让位给皇太子德仁，并终止使用始于年的“平成”年号。战后日本 个完整的天皇在位世代——平成年代（不含始于战前的昭和年代），正在进入 的多天。当计划中的中国领导人访日之旅于明年春夏之交成行时，与之见面的将会是30年来 位日本新天皇。

而在安倍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日方即提出：鉴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成果已经相当明显，在年度的相关项目结束之后，日本政府将正式结束已经持续40年、总额达亿美元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以稳步收缩为特征的“平成的30年”，与日本视中国为后进者、追随者和受助者，拥有心理优势的40年，几乎同时迎来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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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图网

以商业、福利、民主为核心的“荷兰道路”，曾是日本在“二战”后得以实现经济复兴和和平崛起的关键。而“平成的30年”，则是面临选择的30年。在年出版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中，保罗·肯尼迪曾经预言：以日本为代表的中等强国的崛起将会显著削弱美国等大洲级强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权势冗余；随着经济体量的攀升，日本必将追求“正常国家”的地位，要求在防务政策自主性和在国际组织内的话语权上摆脱仰人鼻息的处境，而这可能给西太平洋的安全局势增加巨大的变数。

31年后，事实已经证明：日本在“正常国家化”之路上的要求，对东北亚、西太平洋乃至整个国际权势结构的影响，远不及中国崛起这一决定性事件的影响来得重大。尽管安倍在年之后，成功地利用“中等强国焦虑症”在整个日本社会的蔓延，实现了改订安保法案、通过“共谋罪”修正案、对《和平宪法》进行搬弄性解释等在政治上“向右转”的目标。

但和30多年前保罗·肯尼迪做出的预测相比，平成时代的日本陷入“中等强国瓶颈”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老龄化加剧、产业结构和福利政策相对固化的格局，使得平成之后的日本只能选择继续成为“民生大国”。

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被中国政府视作仅次于美、俄（苏）的双边关系伙伴；这种特殊的重视与日本在“冷战”后期曾经给予中国的战略惠利相结合，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两种貌似对立、实则有暗合之处的思维倾向。

乐观者认为，日本依附强者的历史使得它有可能成为中国重整亚洲秩序的基石，中国人应当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扩大美日之间的矛盾，最终以中日两国或中日韩三国一致为基础建立“亚洲新秩序”。

悲观者则认为，日本以伸张安保权利和修宪作为“正常国家化”先导的冒险，迟早会引发中日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能否击败日本、并迫使美国接受既成事实，将决定中国是否能成为下一个世界 。换言之，两种倾向都认定：处理好对日关系在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这恰恰都属于夸张。平成时代的历史变迁显示：作为中等强国的日本，即使未必情愿，终究仍不得不选择将社会福利置于政治“正常化”之上的“民生大国”道路。它在安全利益上的企图，以及在全球层面希望获致的影响力，和中国这样的大洲级国家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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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

在战略上，日本缺乏全面配合或依附于中国的动机，同时亦无太大兴趣无谓挑战中国的底线。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纠葛，使普通中国人倾向于放大“重视日本”的意义，他们显然忽略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20年中日“战略蜜月期”，诱因之一是苏联这个共同的战略对手，之二则是尼克松主动改善中美关系的举措对日本形成的刺激。

若无外部因素左右，中日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意愿和力度都会保持一种良性的谨慎。中国在后平成时代的日本需要争取的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 目标——不管它导向的是结盟还是对抗——而是使中日经贸关系与日本的“民生大国”期许相吻合，使日本在政治上的“正常化”尽可能不与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发生抵触。

在此次安倍来访之前，中日两国已经通过在5月缔结海空联络机制协议，为双方在东海的摩擦“降温”创造了必要条件。涵盖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的缔结也正在加速谈判中。

而在10月26日召开的、有两国领导人出席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陆续就在东南亚、欧洲、中东等第三方市场的业务合作达成50余项协议，金额超过亿美元。但需要承认：上述所有倡议能否获得实质性进展并付诸落实，依旧无法忽视美国的态度。对中日两国而言，搞好双边关系和区域外交是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但并不足以取代或超越两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回顾过往40年，中日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时有阴晴冷暖之变，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却始终以相对平稳的态势朝积极方向发展。这正是一种沉默的智慧：两个东亚大国间的依存关系，首先是切身利益所需，既不必期待过高，也无需矫枉过正。安倍返回到“羽田的青空”之后，中国需要面对的依然是一个既有提升双边关系的意愿、同时仍未摆脱“中等强国焦虑症”的日本。

相当巧合的是，搭载安倍来华的那架波音-型政府专用机，将在平成元号终结的年，更换为新采购的波音-ER型。在平成之后的中日关系里，仍会有许多这样的变化，但也有更多恒定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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