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年读的第本书，[荷兰]艾布拉姆.德.斯旺著，乔修峰译，宁一中校
16世纪初，明朝统治者停止了海外贸易和探险，汉语的海路扩张遂告一段落。此后，汉语的传播尽管跨域极广，却只限于陆路。
德语、俄语、日语如今已不再是超中心语言，退缩在各自现有的国土之内。过去几个世纪的征服和统治，使它们在广袤且毗连的区域内成了官方语言、本土语言和优势明显的母语。20世纪时，它们随着军事扩张传播至国外，战败后又退了回来。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世界系统构成了一个跨国社会。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重拾从亚当·斯密到奥古斯丁·孔德再到卡尔·马克思的线索，重新界定“社会”的概念。
与此相反，如果某语言的使用者中兼通另一语言的人越来越多，它自己的使用者却在减少，就会导致大批的使用者抛弃他。等剩余的使用者发现，再把它教给自己的后代已经不值得了，该语言也就彻底遭到了抛弃。
语言都有其交际区域。出了这些区域，越少依赖语言的文化活动和产品越容易传播，例如，视觉艺术比诗歌更容易传播。依赖语言的文化（languag-boundcultur）要想跨越语言障碍，则需要借助专业的双语使用者（即译者）或学习过原语的外国受众。
学习外语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在国外置办家业或开设分号。在国外开设分号，就等于拥有两个国内市场，节省了运输成本和关税；语言学习者投资学习某种外语，学成之后，节省了翻译成本。
不过，在小语言地区，甚至在并不小的元语言地区，生产商有时也主张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限制进口文化产品。实际上，美国和欧盟在原关贸总协定和现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就多次涉及此议。生产商请求欧盟委员会对进口电影征收关税，或实行配额制。法国政府就将以上措施应用到电视、电影和流行音乐广播上。这也是以反“倾销”说为依据。
仔细看来，还有些原因也不支持对外国文化产品进口进行限制。首先，限制进口依赖外语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其稀缺价值，抬升其声望，提高其对势利顾客的吸引力和新奇感，反倒会拉升需求量。
相反，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学生在忙着学英语，他们在改善自己在世界语群中的地位的同时，也无意中改善了所有英语使用者的地位。而与此同时，母语为英语的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生而受之的母语，还有外国英语学习者的努力，给他们带来了多么令人羡艳的福分！
如果很多成员都在保持原初的本土语言，自己也这样做自然会受益，但由于无法确定别人会不会这样做，成员个人可能会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太值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是公开表示坚守集体遗产，私下却轻视自己所继承的语言和文化遗产，尽量让子女学好优势语言以谋求好的前程。
这种“语言民族主义”要求他们在诸语言变种中挑出一种，作为标准语，其他一概降格为方言（dialct）。在现代政治中，语言的象征力量（通常伴有虚构）凸显了出来，具有超乎一切的凝聚力，通常会强化或取代宗教、王室、共同先祖或地域毗邻，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元素。
西欧民族国家经过整个19世纪，驱逐了地区语言，使宫廷和首都使用的语言成为全国唯一交际用语。在此过程中，最先出现的是“行星”语群。一系列地区语言，彼此几乎没有联系，但都与中心语言紧密相连，如同卫星环绕行星。稍后，这些地区语言日渐式微，仅仅苟延于亲友乡邻等地方层次，而中心语言则通过蚕食地区语言，最终成为该国唯一的语言。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独立也过去了半个世纪后，最初那个要使印地语成为全印唯一本土语的美景破灭了。显然，印地语要成为印度唯一官方语言，可能得不到多少支持了，而甘地的国大党传统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陨落了。
一部分荷兰殖民官员认为，如果允许当地的助手和扈从用荷兰语跟自己说话，他们就不再毕恭毕敬了。爪哇人不就是用俗语跟下属说话，让下属用简化的敬语回话，而下属又是用俗语彼此交谈吗？这种不平等的封建现象，又在殖民语境中有了翻版：荷兰语相当于敬语，马来语相当于俗语。
语言学家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同样复杂，只是复杂在不同的方面，学习的难度取决于要学的语言和已掌握的语言之间的距离。
于是，（卢旺达）独立之际，行政精英垄断了殖民语言，从而独占了文官职位。法语依旧是超超集体物品，但只是对上完中学的人来说才是这样，其他人则与书面法语无缘。实际上，教育体系是迄今最有效的排除机制。
一种本土语言要升格为国语，不仅要有较低的声望，不与具体族群关联紧密，没有大语言集团从中作梗，还需要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
通往英语的道路往往是好心铺就的。许多国家制定了自由开明的宪法，采用了多元主义的语言政策，意在提高本土语言和移民语言的地位，但几乎无一例外，都只是提高了英语或另一种前殖民语言的地位。结果，之前还是多语并立，现在却成了英语独尊，变成了唯一且不可或缺的交际语言。像这种情况，前文讲到的，就有印度和尼日利亚。种族隔离时期之后的南非，也注定要走上这条道路。…这也是当代语言政治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悖论：要推广的语言越多，英语的使用频率就越高。
在殖民时期，英、葡、荷、德等国的传教士，不管是传播天主教还是新教，都会学习他们途中碰到的非洲语言。其中最刻苦最用心的传教士会根据调查对象所讲的当地语言，创出字母表和拼字法，编撰词典和语法。
无疑，英语的扩张和支配地位，是英国殖民主义与美国军事经济霸权先后在全球扩张的结果。但并不能说现在有或曾经有过“英语帝国主义”，即当局有目的、有组织的把英语强加给外国。相反，英语的扩张通常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源自全球无数的语言学习者所抱有的期待，以及据此期待作出的选择。他们主要关心如何使交际机会最大化，尤其是职业机会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下列因素影响了他们的计算：先是英国殖民官员的语言选择，后为后殖民时期政治家的语言追求，最近则是跨国公司老板（这些人瞄准的就是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语言使用。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的单语国家。
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界限最分明、最稳固的组织。语言受国家保护，变得更为稳定，变化较小，而且像国界一样。他们与毗邻语言的区别得到了强调，并被固定下来。各国的语言日渐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共有的民族与历史财富，有时甚至是全体国民的唯一共同特征，他本身就能带来民族统一感，而国家的合法性正是源自这种民族统一感。
近年来，法国政府改变策略，开始鼓励学校教授英语，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科学家们也可以用英语发表研究成果。不过，法国仍有一股强大的纯化主义力量，抵制使用英语借词，反对国内使用英语，而未能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
不过，涉及公开的官方政策，欧盟向来是墨守成规。事实上，关于改变欧盟机构的语言体系，从未达成过一致。从目前来看，也不可能达成一致，因为欧盟内部有一种恶性循环，是一种潜在的“投票循环”。每当有提议要限制11种语言中的某一种时，大多数成员国都会投赞成票，因为那样更高效，更经济。只有被限制的这个成员国会投反对票。经过这样一轮轮投票，最后只剩下一个提议：“只使用一种语言”（极可能是英语）。结果，一经投票，又被否决，换成了反提议：“使用所有语言”。
年还只有9种官方语言，但“欧共体动用了名笔译员和名常任口译员，加上名签订了临时合同的口译员”。此后，成员国增加，欧盟的调控力度也在增大，翻译费用更是有增无减。年，仅欧盟委员会的笔译和口译费用总额，就占到内部预算的30%，约3.25亿欧元。再加上欧盟其他机构的翻译支出，总计达7亿欧元。
英语实际上成了欧盟的族际通用语。就此而言，欧盟语群类似于印度、南非和尼日利亚语群，英语也是后三个语群的交际用语，既势不可挡，又令人生厌。但也有一点不同，即欧盟各官方语言尽管自身也有活力，但所受的保护仍要优于另三个语群中的国语。英语在欧洲的传播，比在亚非的传播更广，分布更均匀，这是因为欧盟的中学教育普及程度较高。欧盟各国国语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与英语竞争，但由于地位牢固，并不会轻易落败。而另一方面，双语现象正普及欧盟各地，并勉力维持着一种双语平衡，但几乎无处不在的英语却对此构成了一种威胁。
绝大多数人会公开赞美本族语言，捍卫其平等权利，私下里却要子女学英语。印度、尼日利亚、南非、欧盟莫不如此。刚果（扎伊尔）和塞内加尔也一样，只是英语换成了法语。即便在坦桑尼亚，斯瓦希里语也要应付英语的进犯。只有一种殖民语言在殖民地独立时彻底被赶走，那就是小国语言荷兰语，印尼语（本土语）遂成为印尼国语。
以上谈到了有利于前殖民语言保持优势的三种机制：族群分立以及与之而来的语言嫉妒；个人偏向于选择能借之获取高端职位的语言；精英集团必然会选用可将（无读写能力的）圈外人排除在外的语言，以期垄断好职位。而另一方面，也有几个条件有利于本国语言取代殖民语言：有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政权；有一种广泛使用、流行的本土族际通用语，且不与任何特定族群关联紧密；如果没有大族群并立，通常也有利于本土交际语成为国语。
世界语言系统并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设计的，而且根本就不是设计出来的，只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由无数的个人决策（以及非决策、放弃和顺从）累积造成的；做这些决策时，并没有考虑所有决策合起来会对大语群产生什么影响。因此，由这些决策或选择累积形成的世界语言系统，基本上是无心插柳的结果。由此看来，语言的全球分布几乎完全是盲目的进程。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不断整合的进程，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的整体融合。
濒危语言理应受到保护，就像濒危动物一样。语言学家之于语言，一如生态学家之于自然。但在这一点上，这个比喻也有不妥之处：如果人们不干涉，物种可以存活下去，但语言恰恰会因为人们放弃它而消亡。
人们要是谈话写作能像机器那样，机器就能翻译的更好些。实际上，很多科学家和官员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
这本书试图从变化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使用的语言是如何变化的，尤其是那些从殖民时期走向独立的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撒哈拉以南的众多国家。书中提到的成功地摆脱了前殖民宗主国的语言的国家，只有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其它提到的国家都陷于国内多个本土语言以及外来语言之间的竞争。
为了解释当前现状，作者引入了语言Q值的概念，通过单一的数值指标来衡量某种语言在特定语群内（这个概念大多数时候可以等同于地理上的区域的概念，但也可以和地理区域无关）的价值。这个Q值会影响人们选择学习何种外语，或者让自己的子女学习何种母语（单个或多个）。Q值的大小由特定语群内，所有人口中能说该语言的比例，以及所有能说多种语言的人口中能说该语言的人所占的比例。这个Q值越高，对人们的吸引力会越大。
但是，Q值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情况，典型的特例就是印度尼西亚。因此，这本书从语言的角度，也阐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甚至是政治情况。巧合的是，上一本阅读的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描述了很多地区的历史。读完这两本书，历史的网又一次织得更大也更密了。比如说两本书都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博茨瓦纳，提到这个国家真正创出了相当有活力的民主政治。也不由得另我感慨：当你足够了解历史，你的生命不再只是开始于几十年前，而是五千年前甚至更早了。
本书最后还提到一个特殊的地区：欧盟，以及它所有成员国的语言的地位。显而易见，它们都受到了当今世界最大的中心语言英语的影响。而如今英国已经退出了欧盟，那么英语在欧盟的地位是否会有变化呢？我想短期内可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这本书没有提到的是，中国也是一个语言系统极其复杂的国家，虽然所有的地方语言都被人们认为是方言（有人主张某些方言应该划分为独立的语言）。如果以能否互相理解来划分语言的话，我想中国境内可以分出10种以上的语言。毋庸置疑的是，很多人都是能同时说本地语言和普通话的，而本地语言又在普通话的强势影响下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不过不同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中国有一个能将所有说不同语言的人联系起来的书面文字：汉字。有人认为中国长久以来能实现有效的集权统治，汉字功不可没。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世界上又有如此多的语言，组成了现在庞大的语言体系。有一个宗教故事说一开始人类计划修建一座通向天空的巴别塔，上帝为了阻止这个计划，便让人们开始说不同的语言，从而无法组织起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来完成建设。现如今，全球化将几乎全世界的人类联系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倚靠成熟的组织方式和现代技术凝聚全人类，共同迎接挑战和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比如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国际性的航天项目。而此时，不同的语言已经不再是障碍了。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