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刊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这篇万余字的文章，向世人揭露了一个特殊群体的悲惨境遇：在上海的纱厂里，有一群包身工，她们被隐匿在城市的浮华背后，被追求暴利的资本家和黑帮势力敲骨吸髓，遭受着非人的待遇。这一社会丑闻，让无数读者深受震撼。而此作品的创作来源，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杨树浦。

《光明》创刊号

近代纱厂女工的工作时间，被形容为“鸟叫做到鬼叫”：从天刚亮就进厂，一直到天黑还未下班，一般每天工作时间有12小时之长。

福宁路99号《包身工》作品中的原包身工工房旧址，照片摄于年6月

她们的工作环境温度很高，又不能开窗透气，且机器轰鸣震耳欲聋，空气里到处飞舞着棉絮……大多数工人，都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有的女工不慎被铜板烫伤，甚至被机器轧伤毙命。而这些因公伤亡的女工，最后只会被潦草“处理”，很难得到妥善的补偿。

日商公大纱厂的女工，每天站立12小时纺纱

除此之外，女工们还面临着苛刻的、非人道的管理，以及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各纱厂各部都有组长，其职责就是监督工人们干活，加紧进度；门口，还有印度巡捕警戒出入。女工们平日里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一旦有过失，就可能受到鞭打或者减薪，甚至被罚免费做半天或者数日工。一些品行恶劣的领班和组长，对女工更是处处刁难侮辱。这些人也被叫做“拿摩温”（NumberOne），不少女工为保住工作，只能忍受拿摩温的压迫。

日商同兴纱厂女工在日本工头监视下被逐个抄身

女工中，最悲惨的就是包身工。包身制是纺织产业特有的招工方式，最早出现在年英商怡和纱厂。所谓的包身工，实际上就是包工头买来的农村少女，而这种买卖又被叫做“摘桑叶”。这些少女大多来自极端穷困的江苏北部农村地区，也有一些来自浙江绍兴地区，还有些则是包工头去有自己社会关系的地方招工，用花言巧语游说破产的农民，让女儿去城里做工，好过在家里饿死。父母与包工头签订卖身契，一般为期三年。但实际上，这些少女的人生往往全部由包工头掌握。

日商纱厂女工

和其他女工相比，包身工完全没有自由，夏衍把她们比作“罐装的劳动力”。下工后，她们只能拥挤在包工头低价租借的工房里睡觉，人均不足0.5平方米，宛如“鸽子笼”。饮食上，她们吃的是碎米、籼米、锅焦和豆渣熬的薄粥，偶尔才能吃上几片盐渍的莴笋叶。她们每天的工资都是包工头的利润，因此没有“做”与“不做”的选择，也没有休息、养病的权利。

反映包身工苦难生活的文艺作品

夏衍十分注意中国社会中的女性问题。在他的文艺创作中，女性角色往往有着突出地位。从《赛金花》到《中秋月》再到《上海屋檐下》《狂流》《春蚕》等作品，夏衍始终在剖析导致中国女性遭遇种种不公、乃至堕落失足的社会原因。他还通过翻译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撰写《秋瑾传》，传达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当夏衍了解了包身工的境遇后，便希望用文艺创作，表现她们的生活，引起社会的